2026年4月2日至3日,德国汉学家大会在世界汉学中心举办。中方学术召集人、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徐宝锋教授以“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汉学”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,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共鸣,并引发全球汉学界深入讨论。
近日,尼泊尔汉学家,尼泊尔中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席哈利仕来文回应。

以下是回应全文:
徐宝锋教授在德国汉学家大会上的发言内容非常有意义,很重要。我有一些感想和情感上的回应。
汉学作为国际上研究中国历史、文化、语言、哲学及当代发展的学问,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,其角色已从传统学术研究转向更深层次的文明对话与互鉴。汉学源自中国、属于世界,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
汉学家作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,构建了系统性的中外文明对话网络。通过“新汉学计划”,跨国学术交流日益频繁,推动了国际汉学事业的繁荣。汉学研究不仅解读中国,更是在文明互鉴中丰富人类知识。汉学在各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汉学家,他们通过深入的研究和翻译,打破国际认知障碍,成为推动客观认识中国的关键力量。
汉学演变为以国际视角研究历史上的中国、当代中国与未来中国的学科,为世界认知中国提供了理性的学术支撑。“汉学热”带动了“中文热”,超过8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。中国的影视剧、游戏、网络文学等文化符号正在走近更多外国读者和观众,让中华文化在各国圈粉。
世界汉学家大会、世界中国学大会、世界汉学大会、世界中文大会等等已发展为具有高影响力的国际对话平台。汉学研究推动了国际舆论走向客观,使得各国对华认知更加真实、立体、全面。汉学已经跨越了单纯的学术领域,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。
汉学作为文明形态,指的是它不仅是关于中国历史、语言、文化的学术领域,更在长期发展过程中,形成了一种跨文明理解与对话的知识体系。它源于西方对中国传统的系统研究,逐步融合哲学、历史、文献学、人类学等学科,成为西方认知和想象中国的重要框架。同时,随着中国学术国际化,汉学也逐渐演变为中外文明互鉴的桥梁,承载着反思现代性、多元文化共存等深层命题。作为一种文明形态,汉学体现的是知识生产与文化认同。
将“汉学”视为一种文明形态,其理论依据主要来自知识社会学、比较文明研究与跨文化阐释学。
汉学并非被动反映中国,而是西方通过文献、历史与哲学的重构,形成了一套关于“中华文明”的叙述体系。具有独立的认知范式与方法论体系。汉学形成跨文明的“中介知识场”。汉学具备自我演化的文明动力学特征。
汉学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理论依据,在于它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知识传统、方法论体系、跨文化中介功能和动态演化机制,不再仅是关于中国的学问,而是一种生成中的、以中国为对象的文明对话系统。
要理解全球汉学发展脉络中的“文明形态”,汉学形成“中华文明是否接近理想秩序”的命题,开启了作为对照性文明形态的模板功能。
随着法国、英国等建立汉学教席,汉学进入语文学、历史考据学主导的学术阶段。汉学作为“文明形态”变得制度化、实证化。
文明形态特征:中国学界参与国际汉学对话,推动“从汉学到中国学”再到“世界中国学”的转向。全球汉学发展脉络中的文明形态并非固定的“关于中国的事实”,而是一个不断被重构、翻译、博弈的知识与权力复合体。
作为未来文明命题的汉学。汉学不再是关于一个古老文明的“地方性知识”,而是一个训练我们如何在差异中建立普遍性的全球思想实验室。“汉学”概括为“人类文明共生的一门学科”,这一判断精准地呼应了我们之前讨论的核心:汉学在经历漫长的演变后,其最高使命正在转向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与共生。
汉学不仅仅是语言翻译,更是在价值、范畴、思维方式之间建立可通约性。汉学通过深入研究中国与周边、中国与世界相互纠缠的历史,揭示文明之间从来不是隔绝的,而是长期互嵌的。
文明共生不仅需要理性共识,更需要跨文化的共情能力。汉学通过文学翻译、艺术史、民俗研究,传递中国人对生死、亲情、自然的具体感受,让其他文明的成员在情感层面靠近中国日常生活的温度。
这种“情感汉学”是共生中最柔软也最牢固的纽带。汉学未来的生命力,恰恰在于它能否从“关于中国的学问”成长为“为了人类共生的学问”。它不再只是专家书斋里的考据,而是成为不同文明的人可以共同参与、相互倾听的公共领域。

哈利仕,尼泊尔中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席、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董事。曾任加德满都阿尔卡医院医疗主任、尼泊尔卫生部纳尔德维医院院长、尼泊尔阿尼哥协会会长等职。1977年至1984年间,他在北京求学,先后获得医学学士及针灸推拿专业硕士学位。多年来,他致力于在尼传播中医药文化,曾将多篇有关针灸和中医的中文文章译为尼泊尔语,并曾翻译中国电影《香樟树》。参与编纂了世界卫生组织《精选药用植物》等专著,在《新兴尼泊尔报》《加德满都邮报》等尼泊尔主流媒体发表介绍传统中医与针灸的文章逾70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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